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文史 >

《血脉——闽北物质文化遗产神韵》六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09日   作者:npzx   浏览

传承历史千年折射的虹晖

武夷又称武夷精舍、紫阳书院、朱文公祠,位于武夷山市武夷风景区九曲溪东,隐屏峰南麓。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全面复建于2001年。书院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好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朱子理学的摇篮

张建光

朱熹给人的印象,从来是可敬不可亲,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饱受世人误解,使他成为中国封建主义“道学”的伪君子。可是到了武夷书院,你的这种看法可能就会改变。在这里,你会看到他那幅“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像。这是他61岁时在武夷山画的,真迹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前不久,看到一幅《朱子出行图》的油画,画里的朱熹竟然骑着马。刚好今年是朱熹诞辰880周年,海峡两岸各出一套纪念邮票。我向邮政部的设计师推荐了这个创意,想不到范曾老师十分首肯,设计出朱熹和马的邮票。朱熹和学生牵着一匹高头白马,温文尔雅,通体智慧,一脸阳光。可以看出范曾老师对朱熹的充分理解和喜爱。

好在历史上尊崇朱熹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不在少数。朱熹去世后的第九年,朝廷解除了“庆元党禁”,还其以清白,宁宗皇帝赐谥曰“文”。十二年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的必读课本,于是“家孔孟而户程朱”。康熙为《朱子大全》作序,称其“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钱穆认为“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二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双遗产”,朱子理学是其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时任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日本驻法大使,再三询问朱子是否就是朱熹?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认为武夷山一定能够评上,因为朱熹在日本太有名了。

“武夷书院”坐落于武夷山中大隐屏峰下。乍听地名,似乎朱熹有意归隐山野,当时陆游也有担心“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确实朱熹不热衷于仕途,从24岁担任同安主簿,到年老守朝奉大夫致仕,仕宦九载,立朝仅46天。他一生中上书请辞多达64次。就任漳州知州时,他就以身患足疾不能赴赐宴自劾,请求罢官予祠。朱熹在五六个宫观奉祠过,“武夷书院”就是官挂台州崇道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友张栻对他的追求最为了解。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著述和开办书院。朱子一生著作等身,后人为他编定的文集共分26门,有140卷之多。由他创建、修复、讲学及撰记、题词、题额的书院多达64所。1169年,他曾这样表示:“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也就在这一年他起意修建“武夷书院”。十三年后,终于把夙愿变为现实。

书院开办期间,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朱熹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十多部著作陆续墨干。在这里,朱熹完成了其重要代表作《四书集注》,并以此为教材进行教育实践。他将自己和同仁著作刊发天下,和他讨论过、被他教育过的数百名学者、弟子走出书院,载道前往四面八方,推动儒学新的复兴。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教学近50余年,讲学、创建多所书院,其中尤以“武夷书院”最为影响重大。在武夷书院,传播理学思想的著名学者多达43位,使武夷山成为“三朝(宋、元、明)理学驻足之薮”,有“道南理窟”之誉。张栻感叹“当今道在武夷”,武夷山志云“此邑从此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

“武夷书院”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南宋末年称紫阳书院,明代改为朱文公祠,后又改称“武夷书院”至今。最早称为“武夷精舍”。精舍其实不精,占地三亩,土木结构,但其精在所处的位置,精在朱熹匠心独运,“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布局极尽山水微妙之极;精在朱熹自力更生,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艰苦而又精细营建。朱熹告友人的一个“缚”字,道出书院的天然神韵,也表现出他经济上的窘迫。营建初始,朱熹友人赵汝愚官任福建安抚使,曾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但被朱熹婉言谢绝了,回信称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可是他离任南康军时,却把任上节余的三十万钱交给接任者,嘱其修建白鹿洞书院。

历代文化人给“武夷书院”留下了记、铭、序、疏、咏,寄题数不胜数,其中张挂在武夷书院大柱上的熊禾的两句话传诵甚广:“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熹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只要多多接触,细细体察,就能发现万物之理,揭示运行之规。这是其“格物致知”认识论的通俗解释。他与门生畅游九曲,边走边吟,创作了“九曲棹歌”,高雅脱俗、清丽活泼、回环反复,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与之唱和。

思辩结合、教学相长是武夷书院的另一特色。朱熹治学讲学注重思和辩,不仅在于自身,而且在同道之间。如其所说,“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思考、思索、思维;辩论、争论、讨论,真理在思考中发现,道统在争辩中明朗。当然,论战难免伤及情面,你来我往不乏唇枪舌剑。但是朱熹真诚相对,心胸宽广。陈亮与朱熹对论时,仅为一位布衣,而朱熹已是官居五品,但他们对论持续十一年之久。“武夷书院”落成后,朱熹濡墨致函邀他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

在“武夷书院”,可以看到一个无意功名的朱熹,一个严于律己的朱熹,一个性情中人的朱熹。

武夷书院·年谱

南宋淳熙十年(1183:

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学者云集。

南宋咸淳四年(1268:

改名武夷书院,设山长一员。

明正统十三年(1448:

增建朱文公祠,主祀朱熹。

明正德十三年(1518:

重修,辟地百余丈,前竖牌坊,匾刻“武夷书院”。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康熙皇帝御笔“学达性天”匾额。

2002:

重修。

武夷书院·名联

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

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

反躬践实,穷理致知,传二程而分流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配十哲之永馨

武夷书院·典故

朱熹与“脱粟饭” 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精神愉悦,生活却十分清苦。师生每天的主食是“脱粟饭”,一种去壳而不加精舂的粗粮,粗涩难以下咽,以此实践其“咬得菜根,方能做得学问”的主张。学生辅广负笈前来,友人赠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宋史·胡纮传》说,胡纮到武夷山拜朱熹为师,“熹待学子唯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胡纮非常不满,对人说:“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第二天,与朱熹不告而别。“庆元党禁”中,他罗织朱熹的“六大罪状”,堕落成了权奸韩侘胄的爪牙和打手。

武夷书院·今日

今天,武夷书院已成为旅游景点,通过多媒体技术,观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南宋时期朱熹生活、教学情景和理学文化,以及前人、同仁、门人、后人在武夷山的学术活动。作为武夷书院的传承者,武夷学院(前身是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块飘荡着理学的土地上继续着古老传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福建社会科学院在学校设立了“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学院秉承朱熹创立学院时“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希望把学校建设成有着全国文化遗产研究特色的平台。

武夷书院·诗歌

武夷精舍十咏·隐求室

南宋·袁枢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

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西南侧,汉代遗址,1958年发现。遗址依丘陵地而建,呈长方形,面积约480000平方米。外围城墙用夯土垒砌,有存大型宫殿遗址,东、南、西、北各有一处城门遗迹。1979年开始,省考古队科学发掘,发现完整的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的陶器、铁器、建筑材料等。1996年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闽越王城剑戟雄

赵建平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一群文物普查的年轻人来到崇安(现武夷山市)城村村头一个叫高胡坪的山包,在齐肩的荒篙中采集到了印有文字的筒瓦和印纹陶片……

当这些标本传到省文管会时,老专家一眼就认出这是汉代瓦当。崇安城村出现高等级文物,立刻引起轰动。人们从嘉靖《建阳县志》寻找到“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周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故志相传为王殿基。外有水田环绕,乃旧城壕,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今乡民呼其地为王殿村”。再查阅民国《建阳县志》、《崇安县新志》,甚至连权威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也大致都是“唐五代”的记载。专家们困惑了,志书所载“王审知筑城建寨”而非印纹陶片所指征的汉代。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好在地点没有争议。翌年 1125日,省文管会许清泉、曾凡、林玉山、林宗鸿,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朝小、薛章义与崇安县人委丁麟征一行人组成“汉代古城遗址”试掘小组,直奔城村。

当时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震惊中外考古界的发现,是一个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发掘过程。

1959122日,队员们沿着皇帝垅旁的田埂爬上高胡坪山头,并布下了第一个探方。拂去千年尘封,映入眼帘的是由殿宇、楼阙、营房、侧厢、庭院、宫殿、回廊、天井和水井组成的大型“干栏式”宫殿建筑群。环绕着这组宫殿建筑群,依着山势构筑的夯土城墙、陆门、水门和烽火台蜿蜒盘亘。其间随着探铲延伸,一个分布面积14.6平方千米,设有官署区、居民区、墓葬区、冶炼和制陶作坊区,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农耕、商贸、宗教祭祀、捕猎狩猎功能的城市轮廓显现了出来。专家们由此动摇了先前“汉代古城”的猜想,就其规制,分明就是一座功能齐备,内城外郭,郭外有郊的“闽越王城”。

发掘中,发现大量的木炭和灰烬堆积,还有大面积红烧土伴随。因此,人们做出了王城“毁于大火”的推断。

高胡坪东角清理出古井一口,污泥淘尽,泉水汩汩冒出。掬取饮之,居然甘醇清冽。更令人称奇的是王殿中央的一方浴池,百米见方。水温、水量可以调节,供暖、进水口、出水口一应俱全,队员们戏称其为“世界最豪华的浴池”。

手铲下惊喜仍在继续。闽越时期的陶制品、铜铁制品、兵器、生产工具和建筑构件相继出土,林林总总达数十万件之巨。在这中间,有三级以上珍贵文物二百多件,仅一级文物就达十五件:铭文“河内工官铜弩机”、“中门信印”铜印、犁铧、三股鱼叉、矛头、齿轮、铁链、门臼户枢、匏壶、封泥、万岁瓦当、乐未央、陶制曲尺、空心砖等。其中,2米长的花纹空心砖、15公斤重的铁犁铧、81.5厘米长的铁矛头,它们创造了考古界诸多之最,也代表了当时华夏的最高文明成就。

《史记·东越列传》对闽越国着墨不多,但司马迁还是将这座王城的前世今生完整地讲述给了后人……

王城的主人无诸,秦二世元年率闽中子弟随诸侯灭秦。楚汉争雄中,又“佐汉击楚”。西汉五年,汉高祖刘邦以“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馀善继位后,不履“法度”,“举兵侵东瓯,占南越,并邻国”,在浦城、邵武、南平、建阳、建宁、泰宁筑城堡,与汉廷分庭抗礼。汉元鼎六年,封驺力“吞汉将军”,刻“武帝”玺,自立为帝。汉元封元年冬,汉武帝数十万大军分四路直捣王城。馀善苦心经营百年的王城汉阙,弹指间灰飞烟灭。尔后,汉武帝又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为由,“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一度气势恢宏,“制同京师”的王城,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悄然消失在茫茫的地平线上。

闽越国仅短暂存在92年。前60年休养生息,为统一而战,因统一而得以立国;后30年,穷兵黩武,极尽奢华,因分裂而衰,更因分裂而亡,馀善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先前出土的那件最大的“铁矛头”,那眼千年不涸的古井和那方浴池,尽管它们都称得上“世界之最”,但国家统一的步伐岂是区区几件“之最”兵器所能阻挡?民族融合的烈焰又岂是一方浴池和一眼水井所能浇灭?其实,从拥兵自重的那天起,闽王国就踏上了万劫不复的路。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大小小藩王的覆没,才有华夏主体民族的开启,才有大汉的百年盛世。

(编审黄睦平)


锦城遗址位于浦城县临江镇锦城村,面积20多万平方米。2003年考古队发现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和20多座汉代墓葬。秦汉建筑遗址在锦城上面山,面积406平方米。金鸡山上,发掘两座汉代墓葬,有保存完好“福建第一璧”、玉佩饰。还出土成规制的陶器,有5个陶鼎表明墓主身份在大夫以上。2005年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春光锦色夕阳斜

谢云憾

浦城县临江镇东南方向金鸡山下,有一个两千多人口村庄。清澈的临江溪水从村旁流过,一座大桥通向村里,205线国道和南浦高速公路在村左右两侧平行着逶迤远方……

锦城,就在这里。过去,它曾是一处神秘而传奇的古邑。

锦城,西汉为临江城。宋设临江铺时,部分村民迁至临江铺,因而称临江城为旧城。明清时因村郊多植桃李,花开似锦,村东有砖砌拱门眉书“春光锦色”,所以改称为锦城。

锦城古邑,历史悠久;往事千年,难越硝烟。这是一处闽越土著的典型文化聚落遗址,又是闽越时期一座显赫的军事重镇。西汉闽越有“拒汉六城”,是邵武乌坂城、建阳大潭城、武夷山汉城、浦城汉阳城、临江城、临浦城,临江城即为锦城。

秦朝末年,楚汉相争,战事不断。以无诸为首领的闽越劲旅崛起,助汉灭楚。因功勋卓著,被汉立为闽越王,从此,开启了闽越诸侯王无诸及其子孙三代四王、凡九十二年之历史。

无诸死后,其子郢继位。其弟馀善谋杀郢,汉武帝便立无诸孙丑为越繇王。为平息闽越族内部纷争,不久汉武帝又昭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东越王馀善在闽北分裂割据,发展闽越地方武装,与汉分庭抗礼,筑“六城”御汉。为消灭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元年(前110),汉越之战爆发,汉四路大军齐发闽越,势如破竹,占领闽越全境,平息了馀善蓄谋已久的反汉叛乱。

文献资料记录历史,是无形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调查和出土文物佐证、补充、诠释和完善历史,是有形的历史文化资源,因而后者更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生动性和不可逆性。

1980年文物调查时发现锦城遗址,2003年为配合全省闽越课题研究,福建省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浦城县博物馆联合对锦城遗址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勘探以及局部试掘。查明锦城遗址系秦汉时闽越军事重镇和大型聚落遗址,为东越王馀善所建。遗址面积近2平方千米,其中居住面积约12万平方米。后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其瓦砾堆积层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还有不少日用陶器。在遗址中,采集到残存的文字瓦当“□阳□央”,有推测为“汉阳未央”,可备一说。锦城遗址是福建目前所发现西汉闽越国聚落布局较为完整的一处重要遗址,仅次于武夷山城村汉城闽越王城遗址。

在遗址周围的山冈上发现汉代墓葬20多座,考古发掘两座竖穴式墓葬。一号墓出土陶釜、匏壶、罐、缽等10件葬品。二号墓出土玉璧、玉佩、陶鼎、罐、匏壶、香薰、纺轮等葬品60件。有一件青玉玉璧直径27厘米,保存完好,堪称“福建第一璧”。  

锦城遗址聚落区和墓葬区调查与发掘,对秦汉时期特别是闽越国社会历史形态和地方重镇的认识与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说明闽北地区是闽越王实行政治统治的重心地带,并在外交和军事活动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站在该遗址前,让人浮想联翩。我仿佛闻到青山绿水中弥漫着的古闽越人辛勤劳作的气息,仿佛听到从遥远的汉越战争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号角声,仿佛看到从历史的苦难与辉煌交替中人类改造自己和自然的画卷……

汉武帝平定闽越之战,是继秦后的又一次统一,它维护和加强了西汉的政治统一,符合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促进汉越文化交融与发展。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往往要经历刀光剑影和血与火的洗礼。

东越王馀善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以失败告终。但他改善闽越族人的居住条件,发展农耕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法,也值得肯定。百姓在馀善行宫的原址上建起东越王庙,把馀善当做神加以祭祀,就是有力的证明。东越王庙虽荡然无存,但有宋诗云:“颓栏斜照网蛛丝,陈迹凄凉万古悲。柘水尚鸣亡国怨,山松曾见受封时。碑因苔蚀无完字,城因田侵失旧基。当日东瓯知几战,如今赢得一荒祠。”

成败是非,后人评说。

锦城遗址虽还能找到历史记忆的片段,但遗址全貌已不复存在。民生发展与文物保护,是摆在政府和文博人面前的一道大课题。

春光锦色,斜阳依旧。锦城遗址给人的启示与探索远不止这些,有待智者来兮。

(编审黄睦平)


北苑御焙遗址位于建瓯市东峰镇裴桥村焙前自然村西,是宋朝皇家御茶制作地。1995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发现“御泉井”等建筑基础遗迹和宋元文化层堆积,确认为北苑御焙遗址的中心区域。后又发现了摩崖石刻,该石刻详实地记述了北苑的地理位置,御焙年代,官焙作坊,官署亭榭等。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凤凰纪事北苑茶

连正忠

当我又一次与这块顽石两相对视的时候,正是闽北的三月。浩荡的春风裹挟着漫天的翠绿,簇拥着这块孤绝的石头,绵密华滋,古意深长。

这是一块会说话的石头,遗世独立,满怀沧桑,谁也无法剥夺这“石头记”里字字千钧的话语权——

建州东,凤凰山,厥植宜茶惟北苑,太平兴国初,始为御焙,岁贡龙凤。东东宫,西幽湖,南新会,北溪,属三十二焙。有署暨亭榭,中曰御茶堂。后坎泉甘,宗之曰御泉。前引二泉,曰龙凤池。庆历戊子仲春朔柯适记。

这是块不一般的石头,正面、左侧均有铭文。960年前那个春日的二月初一,一个名叫柯适的人,在这块高3米、长4米、宽2.5米的巨石上,从右至左,竖行排列,刻下了八行八十个楷书繁体大字,记录了北苑作为御茶园的始创年代、地理位置、官署、亭榭、泉池和年代。从此,这块石头就注入了血肉,锻造了精魂。九百年风雨飘摇,九百年春风激荡,她洞穿岁月的双眸,目睹着这块土地的荣辱兴衰。

这便是东峰镇焙前村林垅山的北苑摩崖石刻,当地人叫它凿字岩。周边散落着多个带“焙”字的村庄:东焙村、西焙村、前焙村、后焙村。透过曳黄吐翠的橘林稻禾,东溪水静静流淌,逶迤而来;凤凰山空山积翠,云雾溟蒙。

凤凰山,多么美好的名字,无危峰绝崦,高不过百丈,冈阜相抱,气势柔秀。正是山的清逸,水的灵秀,让当年张廷晖的祖辈看上了这块膏腴之地,一气开辟了这方圆三十里的茶园。龙启元年(933),张廷晖把这片茶园悉数献给了闽王。凤凰山一如其名,飞上了枝头,成了御茶园;张廷晖摇身一变,坐在了庙宇,成了茶农祭祀的茶神。

北苑御焙是北苑官焙和北苑御焙的总称,是大宋朝廷设置在建州凤凰山一带的御贡茶焙和御茶园。御焙亦称龙焙、正焙、官焙。御焙有正焙、外焙之分。凤凰山之间,号为正焙,焙制御品;一出其山,则为外焙,焙制赐品。正焙、外焙色香迥殊。御茶园是官办茶园,分布于凤凰山九窠十二垅。茶园有内园、外园之别。内园为禁园之地,在正焙辖下,采造御食贡品;外园属外焙之园,为朝廷各部、院、府用茶之园。

袅袅升腾的茶香中,官焙私焙一千三百三十六家,“带烟蒸雀舌,和露叠地鳞”。东至东宫,西至幽湖,南至新会,北至西溪,都是官家焙场。小茶叶,大乾坤,烘焙了龙团也焙造了人生

北苑鼎盛时期,焙前一带修建的亭台楼阁、泉石碑刻,梦幻一般。

“有署暨亭榭”,便是御茶堂,亦即漕司行衙,为众多楼台中级别最高的建筑,规模之大,格调之高,雕饰之精,直追皇家气派。这里产生过二百多个漕运使,他们正襟危坐,指挥若定,专司督造和管理御贡茶事,建茶新品从他们手中层出不穷地产生出来。

御茶堂和御泉井之间,东南源自龙山,西南源自凤凰山,山间“前引二泉”,欢跳着,隐约闪现,汩汩而来,那便是龙凤池。能造茶的水不止龙凤池,还有御泉,俗称龙井,比杭州的龙井更纯粹也更悠永。它上覆泉亭,下甃实底,止留泉眼。

红云岛是不能不去的。一条东西走向的人工坝,在垄基上托起一个马蹄形人工湖。湖上水光潋滟,岸柳成行;湖心亭榭翼然,小岛耸峙。每当旭日初升,晴光掩映,海棠灿灿,榉柳披拂,红藻如醉,那是浮动在天边的红的云。

至于乘风堂,则在凤凰山最高处。堂侧石碣,字大尺许,端劲有体,为庆历戊子柯适记。又是柯适,他站在凤凰山的制高点,点化了北苑的历史走向,为我们重归荣耀奠定了坚定的基石。

这都是有迹可循的。丁谓、柯适们营造的泉石堂榭,那是北苑的精魂,错落地装点于山水之间,也装饰了你我今夜的梦境。

北苑的考古挖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焙前村南山谷地还埋藏着上万平方米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古茶都的旷世风华沉淀在层土中,默默地收敛起昔日的辉煌。

站在凿字岩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林屋晴三先生感慨不已:“这是国宝,是重大的历史性发现。”他声明:建瓯北苑是中国古代最高制茶工艺的祖地和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茶道受其影响而演化。看到石刻长年暴露野外任风吹雨打,他甚感痛惜,当即决定捐资二百万日元建亭保护。

眼前,青山依旧,焙火正温。茶都北苑,一路走来,看多了锦帷绣幄,春花秋月,如今回归民间,可以舒朗地看一看柳枝吐绿,溪流欢唱了。

(编审黄睦平)


延福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位于南平市剑津中学校园内。该碑于宋绍兴十七年(1147)立,黑色页岩质,长方形,高3.15米,宽1.64米,厚0.16米。下承花岗岩石龟趺。碑额竖刻两行篆书“南剑州重建州学记”。正文为楷书阴刻,碑文共1003字,进士张致远撰文,进士罗荐可书。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重文兴教州学记

游友川

北宋时期的南剑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南平,而大名鼎鼎的《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石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平市剑津中学校园内,这块镌刻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的珍贵遗存,距今已经八百余年了。

该碑以产自将乐的黑色页岩为底料,圆首篆额,高3.15米,宽1.64米,碑底奠有石龟趺基座,气势沉稳浑厚,题头双行直下南剑州重建州学记八个篆书。正文为楷书,共计28行,每行49字,全文共1113字。文字面积占碑面的68%,碑记由北宋宣和年间进士、显谟阁待制张致远撰文,抗金志士、进士出身的罗荐可书写。碑额题篆清秀典雅,正文楷书工整遒劲,可谓布局大方,章法谨严,文采斐然、用典考究的内容相得益彰,令人叹为观止。

从一块石碑,重溯千年渊源,虽时过境迁,但在高声诵读和俯首低吟之余,我们依然可以发出非比寻常的赞叹。

通读碑刻铭文,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开篇就是“延平郡治,当七闽之冲”。八闽大地,到这里成了七闽,其中因缘,深究之下必定意味深长然后是“而旧学跨西山,特踞形胜。九龙、双旌、演仙、文笔诸峰,皆秀拔摩云,环顾如列屏障。”气势豁然开朗,其文脉气息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庶几近之!然后,我们在碑文的絮絮铺叙中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真实气息“建炎初,溃军突至,一昔灰烬,遂夷为阅武之场。”岁月更替,盛世撰文,在主持重建的先贤们多方运筹帷幄之后,南剑州州学得以重现世间于是乎,就有了“岁在丁卯夏六月庚申,教授率生徒入新学,舍菜于先圣,升降赞拜,观者咸说”的盛况,道出了兴办州学的深远意义“夫惟学校修,则尚师友;师友正,则人伦明;人伦明,则风俗美。”将此前提出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意义进行了更为深入而契合的论述,深入浅出,韵味悠长。

《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原座向为坐西朝东,1984年,当地政府建亭时原地转移了石碑,现为坐北朝南。南平市政府专门修建了保护石碑的亭子,碑亭花岗石混凝土结构,飞檐琉璃瓦面,风格古朴。亭的上方悬挂黑底金字匾额——宋碑亭,石柱镌刻楹联:“独先天下兴州学,屹立西山励后贤。”这对联可谓言简意赅,意味深长,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试着解读一下这座闽邦邹鲁的岁月沧桑与传奇过往。

据史载,早在北宋天圣三年(1025),南剑州郡守曹修古就兴建学馆于西山,这在当时大宋朝的举国州郡中是首屈一指的一直到庆历三年(1044),北宋朝廷才下令天下州县都要办学校,这已经距离曹修古当年的壮举相去将近二十年,所以这才有了“独先天下兴州学”这一说。

碑文中记载:“建炎初,溃军突至,一夕灰烬。”州学在建炎年间被乱兵烧毁了,这座有百年历史的州学是谁烧的?依据可以找到的史料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兵败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北宋官兵所焚毁,二是毁于其后的范汝为起义军之手。 《南平县志·大事志》所载:“建炎中,建寇范汝为遣叶彻来寇延平。”范汝为建州(建瓯)人,原为盐贩子,后为农民起义领袖。他的部下叶彻曾带兵延平。后者被南剑知州张擧打败,中箭而亡。隔着厚厚的历史雾霾,要想纤毫毕现地重现那段历史已经绝无可能,但时值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金瓯残败,神州陆沉,即便是偏处东南一隅的南剑州州学也难以躲过兵灾火劫。面对斑驳明灭的碑文,更让人感念和平时代的可贵。

据元代虞集《延平路新修宣圣庙学记》载,绍兴十七年(1147),经太守刘子翼、郑椿年的努力,终于在原址重建,张致远写了碑记,罗荐可书写碑文,他们都是南剑州沙县人,年轻时都在州学攻读后而考中进士。张致远在碑文中写道“致远自束发已游息于斯,固尝惜其废而幸其复……”

南剑州学建立后,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历次科举,金榜题名的南剑州籍人士不绝如缕。北宋元丰五年(1082)黄裳中状元,将当年盛况推向了巅峰地方府志记载,南剑州境内形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求学风尚,州学的建立为儒学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末年,游酢和杨时等人倡道东南,遂使闽学滥觞济世乃至发扬光大,延平也因此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学术中心,誉称“理学名邦”、“闽邦邹鲁”,其渊源便是“南剑州学先天下”结出的硕果。

时至今日,作为旧时代教育精髓的州学早已荡然无存,而伫立在剑津校园的宋碑,却像一叶顺历史潮流而下的文化扁舟,在重现珍贵文化遗存的同时,也让我们对雄视百代的唐风宋韵有了更为真切的体认与顶礼。

(编审黄睦平)


建窑遗址位于建阳市水吉镇池中村、后井村,窑址面积为5万平方米。1977年发掘清理一处残窑基,有文化层堆积。以烧造黑瓷为主,兼烧青瓷和青黄瓷。窑具有匣钵等,并有“供御”、“进盏”字样的碗底垫饼或碗底足。皆以碗为主,黑瓷有少量高足杯、灯盏等,青瓷有少量盘、碟等,青黄瓷有少量碟、灯盏等。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芦花坪上炉火旺

李加林

史载:位于建阳市水吉镇后井、池中的芦花坪一带,曾建有九十九条龙窑。窑中烧制出的堪称瓷坛“黑牡丹”的黑釉茶盏,宋代皇帝赵昀视之珍宝,他在《宫词》中赞曰:“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特颁令每年进贡;日本僧人从此地获得的曜变茶盏,视之为国宝,珍藏在日本静嘉堂,惊奇赞叹:“曜变斑建盏乃无上神品。”

暮春时节,驱车前往芦花坪。沿途风光旖旎,南浦溪水绿如蓝,青山翠竹碧如玉。一小时,便来到心仪已久的目的地。当地文管员老邱早早在路口等候。他指着一大片长满着芦苇的缓坡山地说:“这就是芦花坪。秋季时节,芦苇开满芦花,秋风一吹,花絮便会随风飞扬。”他又说:“800多年前,这一带全是烧制黑碗的窑址。从脚下遍地铺满的瓷盏残片和盛盏烧制用的陶罐、匣钵,就可看出当时的盛况。”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处旧窑址,看到各式各样的垫饼匣钵、黑釉瓷片铺满成厚厚的堆积层。站在这些堆积层上,瓷片上晶莹透亮的釉面在阳光不同角度的照耀下,散发出多彩夺目的光辉。俯身拾起一片黑釉残片,状如兔毛的斑纹清晰可见。这就是被宋朝名臣范仲淹夸道“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的建盏——兔毫盏。

芦花坪一带由于烧制黑釉建盏而享有盛名。抗战时期,日本、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有不少考古学家、收藏家慕名到此探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考古系等考古队,先后对芦花坪古建窑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出土瓷器等标本千余件。考古学家发现:位于芦花坪一带的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长度超过百米,其中有一条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它蜿蜒横卧在芦花坪附近的大路后门山上。20016月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邱领我们来到大路后门窑址。打开厚厚的木门,在粉墙内有一座用青砖灰瓦覆盖着的宋代遗址,它依山势而筑,呈东西走向,斜长为135.6米,堪称世界之最。长长的龙窑四周,随处可见垫饼匣钵,黑釉瓷片。伫立在龙窑边遐想,此处曾产出多少让世人赞叹的建窑精品。聪明的窑工们利用釉中所含氧化金属的呈色原理和窑温火焰的机理,烧出了富有变化的结晶釉或窑变花釉。有的如洁白的兔毫,有的如晶莹的油滴,有的如鹧鸪羽毛,有的如同夜空里闪耀的星星。据说,此条龙窑的产量,一窑可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但从堆积如山的生烧、半生烧品残件的出土数量来判断,当时烧制的成品率极低。想烧制一块品相好的银兔毫斑纹建盏,一般需得烧制数以千件产品才能得到。现存于日本静嘉堂博物馆内“国宝”级的曜变斑纹建盏,就因为它是从数十万个乃至上百万个黑釉产品中偶然产生的稀有品种,是自然的窑变所形成,而绝非人为预先设定而成。

前年夏天,在南海一号沉船发现有大量的建盏,原中国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叶文程教授说:建窑黑瓷兴盛同市场的需求有关,宋代上流社会和民间百姓饮茶、斗茶成风,用黑盏盛茶便于观察茶沫白色。宋徽宗颇爱此道,常与臣属斗茶,上行下效,影响很大。由于时代变迁,饮茶风俗改变,黑釉茶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在恢复与创新历史文化传统中,失传数百年的黑釉建盏技艺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芦花坪,我欣喜地看到新一代的建盏传人正在复兴“龙窑梦”。烧瓷世家的许家有联合孙富坤、郑兴梨投巨资,于20096月新建起一个长36米,窑室内宽2.2米,高1.8米的龙窑, 这条新龙窑,一窑可以烧制两万件建盏。目前,他们烧制技术日臻成熟,烧制了七窑,成功率约40%。烧制的建盏件件都不同,每一件都各具特色。类似这样的建盏传人,在建阳已有十余家。眼下,由市政协牵头,已组建起有近百名从事烧制、营销、宣传建盏的建窑建盏协会。现代法烧制出的兔毫斑、油滴斑、鹧鸪斑建盏等一批黑釉瓷器已然面世。唯独失传的曜变斑建盏正期待人们去努力挖掘,让它重新惊艳世人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编审黄睦平)


多宝塔位于建阳市潭城镇政府南2千米,明万历三十年建。七层八角空心砖塔,高28.6米。底座边长4.5米,各角置石雕雄狮承托。塔身砖砌外壁八面,分别为拱券门、拱券顶佛龛,每层叠出檐,石板檐面。塔内有木质楼板及石阶,供人攀登。2013年被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鲤鱼背上多宝塔

曹长美

春和景明的午后,蓦然想到新近修缮的鲤鱼山多宝塔。于是,乘着兴致来到鲤鱼山下。下车,见花木扶疏,生机盎然,休闲平台像梯田随山形蜿蜒伸展,层层平台花草树木各异,真乃“风开筵席,群芳互竞共招摇”。

原来挂着“金鲤驮塔”匾额的山门已然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巨石把守。巨石留白,正面平滑,背面也平滑。传说,“金鲤驮塔”是有来由的。古老的建阳,常遭水灾,百姓生计困难,叫苦连天。有一年,大水又淹没城垣。正好有位道士云游至此,他一眼堪破玄机,乃城南鲤鱼山之鲤鱼精作怪也,需在山顶上建一座宝塔来镇此妖。官员立刻发动百姓在山顶上建了一座七层八角的多宝塔,从此建阳城得以安宁。

平台尽处,是平实的大理石步道,步道两侧“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展现眼前的多宝塔如出水芙蓉,清新、挺拔、朴雅。塔门楣上銮金的“多宝塔”三字庄严厚重,阳光下,熠熠生辉。大石条砌就的塔基,稳固坚实。守护八方的八尊石狮,宁静安详,塔门边外加瑞兽值守。塔身用方砖砌成,每一面有小拱门。通透的小拱门,可眺潭城胜景,名称“朝霭门”、“观澜门”、“夕佳门”、“望驷门”等;闭合的拱门则置佛像,形成佛龛。每层塔檐木条衬托石条挑出,檐角飞翘,似报晓的公鸡。塔内阁楼有扶梯,可逐层登临,饱览建阳风光。整座塔由石条、方砖、实木混合构成。

沿着塔转圈观赏,发现第三层拱门上刻着花朵装饰的卦符,从塔正面逆时针方向八面依次阳刻着乾、兑、坤、离、巽、震、艮、坎后天八卦方位图。

后天八卦方位图又称文王八卦方位图,有别于先天八卦图。据传,它的排列出于《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于艮”之论段。说的是八卦排列在空间的次序及对宇宙的认识。塔上的八卦图是要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呢,还是另有深意?也许,还与那则民间传说有关,想必道士降妖,自是要用八卦来演算,为了神力长效,于是将八卦图刻于塔上。

为弄清缘由,翻了道光版《建阳县志》。记载仅几十字:“万历三十年,知县魏时应、嘉兴府知府邑人傅国珍倡建多宝塔,于城南五里许。鲤鱼山上接黄华,俯瞰樟滩,正朝县治。塔为东南隅文笔,亦足以补地舆所不足也。”没有八卦图的相关说明。“补地舆”是补全风水的意思,大概此亦与八卦方位有关吧。

鲤鱼山多宝塔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野火累及,塔内阁板、楼梯烧毁,塔身多次遭雷击,残缺破损,但仍傲然挺立山巅。1988省县两级政府拨款重建,周围兴建3座六角休息亭,使亭塔交映,景色相辉。2010年,大量雨水致使鲤鱼山部分山体滑坡,多宝塔出现险情。当地政府斥资500万,再一次重修多宝塔。对塔基进行加固,塔身“修旧如旧”,还加装了景观灯,改碎石幽径为平整的砖石步道,辟鲤鱼山为宝塔山公园。

进入塔门扶梯而上。朝霭门外,朝霞满天,雾霭缥缈,山峦叠翠,山外有山,一山高过一山,直比天边。

观澜门,可见清悠悠的建溪水像一条白练,飘向远方。想当年,水上渔歌互答,帆影点点,一船船的建莲、建盏、建本、建茶运往远方。

夕佳门,夕阳西下,日落黄昏;老牛、牧童与笛声归。“瘦影写微月,疏枝横夕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望驷门,可望繁星闪烁,银河迢迢。“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

人在塔上看风景,远处的人们又以塔为景观、为标志。

我国塔文化来源于古代印度,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迅速与我国本土的楼阁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楼阁式塔。14世纪以后,塔逐渐从宗教世界走向世俗世界,自明清开始,逐渐产生了文峰塔这一独特的类型。所谓文峰塔即各州城府县为改善本地风水而在特定位置修建的塔,其修建目的或为震慑妖孽或为了补全风水或作为该地的标志性建筑。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种景观,一种文化。

(编审黄睦平)


浦城土墩墓群墓群西南距浦城县仙阳镇3.5千米,沿柘溪两岸分布于管九村两侧的社公岗、洋山、麻地尾、晒谷坪、鹭鸶岗,排栅村两侧的新亭子山、吴厝禁山、马面排山、洋沙岭,上同村东侧的凹背山、山瓦场岗、下鸡母山等山丘上,分布面积约130,000平方米。该墓群2006年被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评选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闽文化旷世光

李发浦

浦城管九距城18千米,依山傍水,风景如织。它毗邻闽、浙、赣三省交界,属仙霞山脉缓冲地段,过去曾是中原入闽第一站。远古时期,这儿就已经是一块风水宝地和宜居福地。

2002年至2006年,因京台高速公路建设,省、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管九沿线分布于柘溪两岸面积约13万平方米呈散点状和带状分布的40余座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有了惊人发现:古闽族人从“茹毛而食”到“火耕水耨”的生产生活场景分布图,因陪葬器物黑衣陶和青铜器的出现而被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生活区、墓葬区以及临近的手工作坊区,大量精美的陶器和制作精良的青铜器不断涌现,让中国考古界顿时瞪大了眼睛。央视为此做了专题报道《浦城的发现》。管九土墩墓的发掘因此赢得了“2005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殊荣。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福建省的空白,填补了福建地区在夏商周至春秋时期该历史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而且改写了“福建先秦无史”“属于蛮夷之地”的史学定论。

大梦何沉沉,一觉三千年。面对一大批出土文物的排列布阵,站在管九的地平线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穿越亘古的文明曙光。

此次发掘的30多座土墩墓,出土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共计300件。墓葬中出土的72件青铜器,器形有剑、戈、矛、箭镞、刮刀、锛、尊、簋、杯等,属福建省首次最多的考古发掘,也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其中10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2007年国家博物馆和省博物院举办的精品特展上,浦城青铜剑首次亮相,它与甲骨文、四羊方尊、金缕玉衣、兵马俑、三星堆的突目铜面具等同列,供世人瞻仰。

从墓葬产生的年代来看,土墩墓第一期被断定为夏商时期,均出土黑衣陶器和软陶器;第二、第三期分别为西周和春秋时期,其中部分墓葬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过渡状态。这些墓葬经碳十四测年距今在4500-2500年间。墓葬由平地掩埋发展至浅坑并向竖穴(岩)坑过渡,清晰地反映出土墩墓发展演变的过程。从草草掩埋到讲求厚葬,既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进化和对于生命的珍视。

从墓制的形体规模和陪葬器物来看,墓主身份尊卑各异,不难断定他们就是这里的山民、陶工、武士、大王或是酋长。被誉为“江南第一冢”的大王塝山土墩墓,地名与死者身份极为吻合。这座大型的石室土墩墓规格很高。底座全长16米,宽11米,高约2米,墩台顶面长12米,宽5米。可惜随葬品早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只剩酥碎不堪的骸骨。考古工作者最终从回填土中的几何印纹硬陶和木炭送样检测,得知这是一座24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从临近逐一发掘出来的各种兵器看,又显然和这里的地理位置及当时频繁的战事有关。

我国先秦土墩墓历来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苏南、皖南地区,此次闽北浦城土墩墓的重大发现,由此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闽地文化究竟与楚地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那些几何图案的印纹硬陶以及阿拉伯数字用无声的语言在向人们述说些什么?被称为“福建第一剑”的青铜剑全长35厘米,采用“失蜡法”铸造,其中镂空、透雕的工艺十分精湛。剑柄两边各有个小耳,剑身及剑柄处雕刻有精致的云纹、云雷纹、曲尺纹等。此剑在地下埋藏近3000年,剑刃仍然非常锋利,代表着当时先进的工艺技术,也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的智慧开发程度。故有学者大声疾呼:“浦城剑”比欧冶子为越王、吴王铸剑要早于数百上千年。那么,佩剑的主人是谁?铸剑的师傅是谁?铸造地点又在哪呢?

抚剑顾八荒,沧海一声笑。若把临近发现的“中国第一烟囱”猫耳山商代龙窑遗址联系起来看,把武夷山船棺、建瓯铜钟、政和洞宫山怪圈和松溪湛卢山铸冶遗址等结合进来,不难想象,当时的古闽人、古闽国或者说是古闽族人究竟创造了一个怎样的史前辉煌?假如真是这样,远古的闽北浦城既是“中原入闽通道”,不也是一条“古闽渐入中原的通道”?!

人类是大地之子,海洋是生命水母。眺望海西,仰视腹地,我们期待考古界有更多的破解之谜。

(编审黄睦平)


牛鼻山遗址位于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总面积约3200多平方米。福建省考古队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面积合计9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灰坑8个,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文化遗物300多件。学术界将以此遗址的代表的文化命名为“牛鼻山文化”。2009年被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先民遗址牛鼻山

余奎元

站在仙楼山之巅,看南浦溪日夜不息奔流而去,禁不住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县城东北方的巍峨大山,心中油然生起探究溪河之源的强烈欲望。但是,险峻的高山阻隔了我们的脚步,迷茫的云雾遮挡了我们的视线。同样,长河般的浦城文化源头离今天已经很远很远。史学界有福建在唐以前是蛮荒之地的假设,相关典籍记载的缺乏,更使人迷茫。浦城文化源远流长。福建文物界向来有闽地文物“地上看泉州,地下看浦城”之说。

当你来到浦城某个长满芒草、杂树的缓坡上,然后不经意踩到一片碎陶片,其下,就可能有在岁月中沉卧了许多年的遗物。丰硕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勾勒出了浦城初始文明发展的基本轮廓。特别当我们走近牛鼻山遗址,就有可能让蛮荒之说的论断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浦城先民创业图景赫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改写了浦城甚至福建的“纸上历史”。

牛鼻山遗址坐落在管厝乡党溪村牛鼻山南坡,距县城东北30千米。这里草木葱茏,碧水莹盈,附近村庄炊烟袅袅。谁也没有想到,此处地下竟深藏着几千年前的历史文化信息。1987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经过两次抢救性发掘,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历史脚印。

牛鼻山遗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山头上,高出溪流水平面约40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范围有3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灰坑8个,出土石器、陶器等文物300多件。墓葬都挖成土坑的形式,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多数是同一方向的排列。灰坑的形态没有一定的规则,多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区及生活废物的堆积场。

牛鼻山遗址反映了我国东南地区一支原始部落的活动征象。经学术界确定,这遗址是武夷山山脉、仙霞岭一带新石器晚期的代表,是闽北文化的摇篮,为福建省新石器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探索闽北地区新石器晚期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依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称为“牛鼻山文化”遗址。

人聚成群,结成社会,方能以超出一般动物的水平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群之可聚,相与利之”。牛鼻山的聚葬,有公共的堆积生活弃物的灰坑,这表明,居住区与墓葬地是连在一起的,人们是集体活动的,它显现了早期人类的社会化特征。

私有制开启了社会不公的进程,牛鼻山考古印证了这一点。当权者或富有者的墓坑庞大,随葬物多达31件,而贫寒者墓坑仅可容身,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2件。从墓葬规格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

陶器的出现是火的运用、农业发展、熟食习惯养成的产物。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种类多,有用于炊煮的鼎,饮食用的豆、簋、杯、钵,盛储食品的壶、罐、缸。陶器多为圜底器、圈足器和三足器。三足器的锥形鼎和瓦状足盘最有特色,散发着原始艺术的质朴之光,让人惊叹在新石器时代的浦城先民,对生活质量的执著追求。这些器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工具中石锛、石斧、石箭镞、石戈,石锛和柳叶形带链石镞最多,可以想见当时采集狩猎的特点。石器有一定的形状规则,对刃部进行精心的磨砺,显得相当锋利。遗址中还有纺织工具陶纺轮等。这类器物,让人联想到古人的坚毅、智慧与筚路蓝缕的艰辛。

历史需要用细节来丰富。走近牛鼻山遗址,我们看到了浦城原始居民劳动生活的图景:人们为了躲避滔滔的洪水和防御猛兽的侵袭,结成群体,栖息在南浦溪流域沿溪两岸的山丘上。人们在森林里用石锛、弓箭追逐和射猎禽兽,采集野果,伐木建屋,钻燧取火,捕鱼捉虾…… 这些房屋,虽然十分粗糙简陋,但它是我们先民摆脱穴居的一个巨大进步。先民在家欢愉结群纺织,已摆脱用树叶或兽皮遮身御寒的行为方式。这些先民已能烧制鼎、壶、罐等复杂的陶器,而且器形各异,纹饰多样。这是遗址出土的文物大宗,也是判断考古学新石器文化类型的标准器。

牛鼻山,浦城先民的家园;牛鼻山,让我们肃然起敬。

(编审黄睦平)


聚奎塔位于邵武市和平镇水口山,又称“奎光塔”,俗称“聚光塔”。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祯初年建,1990年修葺。五层六角楼阁式砖塔,通高17米。门楣均有题刻,底层门额刻行楷明“天启元年秋月吉旦。聚奎塔,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袁崇焕立”。2009年被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巍峨擎天聚奎塔

吴跃辉

当驱车自和平折返时,不经意间,那座孤独而傲然地屹立在山巅的古塔便入眼帘。它,在此守望了三百九十二年。

塔名“聚奎”,坐落于和平镇水口山上。明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为探抉资料,曾两赴邵武,对塔基、塔身和塔刹作了细致的考察,无论高阔、雕饰、款识均一一详载于其著作中。最关键者,在于他对塔额款名“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袁崇焕立”的考证,以八条证据确定题名者正是明末抗击清兵而名满天下的袁崇焕。

这个结论令人心潮起伏,除了它的题款为全国目前仅存的袁崇焕书法真迹外,更重要的,让我们重新翻开史籍,追寻英雄的足迹。

题书“聚奎塔”时,袁崇焕正在邵武知县任上。《邵武府志》中记叙他在任内的种种功绩:申纠冤狱,招徕英才。甚至还有他亲身攀援屋墙救火的记述:“素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凡事种种为我们勾描出一个勤勉爱民且有胆略、政声颇显的袁公。

可惜在纷繁的历史资料中,袁公在邵武的事迹,却是只字片语,三年时光,只是治钱谷、谕百姓、平诉讼。但我想,正是如此的岁月,令其得以从容谋划边事,这一份积累对于日后,该当发挥如何的作用?秉烛披览,是《三略》、《六韬》;踱步沉思,是辽东、蓟北……这一组组画面定然深藏在邵武,只是,我们无缘读到。

他在《初至邵武》诗中称“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调鹤与读书这样的日子,对于袁公而言,其实少之又少,赴京后更是逝而不复。

三年后,辞别邵武。他离开和平时,抬头望着那座聚奎塔,不知生何感想?

入京后,因御史侯恂上疏朝廷对袁公称许有加,谓其“英风伟略”,并提出“不妨破格留用”而为兵部职方主事。是职官阶六品,较之知县,确系破格留用,由一介书生转而从戎。兵部职方主事所掌者,只是舆图、军制诸事。袁崇焕公,在听闻因广宁驻军与清军交战失利溃退、朝廷众臣商讨如何扼守山海关之际,他一人一骑挟着朔朔北风直奔山海关,详查地势地形,了解民心民情。当家人与兵部正讶于其不知所往而焦虑不已时,他又怀着满腔的豪情与韬略回到京师。他陈边关所见,剖析敌我形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称许其才,于是令其监关外军。至此,拉开了那“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奇峰迭起的经画边事,抗击清军的伟业。

袁公监军山海关,正史与笔记有着明显的出入:“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关。”这一则记述载自《石匮后集》,“缩朒”一词指的是行动迟缓,退缩不前。由此我们便见《明史》所谓“廷臣益许其才,令监关外军”,不过是廷臣们“缩朒不敢任”的春秋笔法,同样,更令我们认识了袁公之忠直。

此后数年,袁公夙夜谋划与经营着辽东军务。余大成的《剖肝录》中所谓“孤忠请组、只手擎辽”正是其写状。

“功到雄奇即罪名”,这是袁公的题诗。时间定格在了崇祯三年的八月。最终崇祯并温体仁、梁成材等诸大臣所定擅主和议与专戮大帅二罪终使袁公含冤而去。

明清史大家孟森尝著书论及此,称“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及至磔死。”将一干人之丑态披露无遗,特别是对于崇祯帝之定义“愚而自用”,此四字可谓刻画入骨。

《明史》称“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悲哉袁公!

袁公行刑,史载:“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纷纷涌动的京师百姓,终于在铺天盖地的“袁崇焕通敌”、“卖国欺君”舆论攻势下由看客转为食客,当他们须发怒张、龇牙裂齿地疯抢着袁公心、肝、脾、肺、骨、肉、血,并毫无色变地吞噬时,我不知道他们是清醒着还是混沌着,或者是混沌的清醒。痛哉袁公!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公临刑前的这首口占,在汹汹的人潮中寂寂无音。今天呢,却响彻于当空,如雷鸣,如霹雳。壮哉袁公!

“忠魂依旧守辽东。”除了辽东令袁公牵挂外,不知道他是否也忆着那片亲近了三年的土地,那一缕忠魂有否尝踏入古镇?如果有,我想他一定会再次登临聚奎塔,轻抚砖石与之默默地细述着生平种种……

古塔幸之,和平幸之!

(编审黄睦平)


猫耳山遗址  遗址东北距浦城县仙阳镇约1千米,遗迹遗物分布于猫耳山及其周围山丘上,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6年,发现商代早期陶窑9座、新石器时代墓葬2座,商代墓葬21座,以及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石器、陶器、陶片等遗物。窑址内出土的陶器以施黑衣的印纹硬陶为主,器形有罐、尊、釜、盆、豆、盅等。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浓墨重彩南方窑

达新华

猫耳山商代窑群遗址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南侧之低山丘陵地带,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5年经考古发掘,发现商代窑群9座,以及商代墓葬群、灰坑、先民生活区等多处,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陶片等遗物。遗址内发现的陶窑,保存好,数量多,分布集中。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

中国陶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我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我们的先祖,在经历了数以百万年人类艰苦童年的过程中,在与自然进行生存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改善着生存条件和生产手段,生产工具从打制的旧石器逐步过渡到磨制的新石器,并终于发明了用黏土烧制陶器。使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朝着更加广泛的领域发展。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使人类从根本上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促进了人类向着文明迈进。

浦城东北部与浙江交界,西北部与江西毗邻,是闽浙赣三省结合部,也是古代中原文化主要输入通道和其他地方文化的交接缓冲地带。远古时的浦城,山高林密,水源充足,早在40005000多年前,居住在南浦溪流域的勤劳智慧的古闽族部落先民,已广泛地制造使用陶器。猫耳山商代窑群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夏商时期浦城已步入以印纹硬陶为标志的地方文化。管九土墩墓群的发掘,从出土的青铜器则证明了浦城在西周时期已进入青铜文明。此后,至唐、五代、宋元等时期,浦城各窑口生产的青瓷、青白瓷亦达到鼎盛和高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坐落在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南侧山坡的猫耳山商代窑群遗址,当数南方制陶文化的先声。

如果说“牛鼻山文化”向我们透露了古闽族部落先民文化发展的信息,那么,仙阳猫耳山古窑群的发掘,则为我们提供了夏商时期我国南方陶业发展的实证。

猫耳山窑群位于仙阳镇盆地西南猫耳山垅两侧山坡。20059月配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段建设,福建省博物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公路沿线所涉及的地段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25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2座,商代墓葬21座,商代陶窑9座,居址灰坑9个,出土石器68件,黑衣陶器262件,灰硬陶器105件,以及大量黑衣硬陶片,夹砂陶片和泥质陶片。

发现的9座窑炉,形制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条形,分布之集中,数量之多,反映了当时制陶烧窑已有相当规模。出土陶器有罐、盆、釜、碗、簋、盅等,火候达1000℃左右,其烧窑工艺比新石器时代有较大提高。其中7座窑炉属于窑床升焰式结构,2座属于长条形平焰式龙窑结构,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窑。2005年底,国家文物局以张忠培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对该遗址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论证,认为“此次发现的窑群,形成一定规模,保存较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且三种形制窑炉间存在叠压关系,表明圆形升焰窑与长条形平焰窑之间有一定传承关系。特别是长条形窑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南方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和龙窑起源及原始瓷的产地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

20065月,在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主持下,猫耳山窑群被正式评选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8年,福建省考古30年成果展展示了猫耳山发掘成果。

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猫耳山窑群的发现发掘,反映了居住在南浦溪流域的古闽族部落先民的智慧和文化,他们在以磨制石器为生产工具的新石器时代,唱出了制陶文化的先声,推进了我国南方的文明发展历程。

(编审黄睦平)


摩崖石刻武夷山摩崖石刻主要集中分布于武夷山市风景名胜70平方千米内的山谷岩麓、门楣旌表,共436方,其中武夷山风景区内有405方。摩崖石刻始于东晋,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及现代,时间跨度1700余年,大多为游记、理学、宗教、茶文化和颂景诗等,是武夷文化的精髓和辉煌历史的见证。1985年被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刻流芳耀武夷

赵建平

武夷山摩崖石刻自东晋郭璞始,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及现代,1700多年题刻不辍,在山谷岩麓中留了下了诗词、歌赋、游记、题偈、楹联、榜书摩崖430余方。题刻者大多是蜚声华夏,驰名士林的风流人物。他们徜徉其间,笔走龙蛇,将一怀情愫托付在这提按顿挫、枯湿浓淡的方寸笔墨之间。

登览指顾,以景喻理。武夷山是个以景喻理的好地方。把不能说、不便说的思想理念,用“居高思危”、“修身为本”、“逝者如斯”、“仙府洞天”、“飞翠流霞”说出来,像个“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散淡哲人。

陈省因忤逆权佞而罢官,寓居武夷山,留下摩崖有30多方,是最多的。这位曾经的少司马,十三个寒暑卧于山中,镌下了“云窝”、“云崖”、“云路”、“云关”、“云台”、“留云”、 “嘘云”、“卧云”、 “云石堂”、“栖云阁”、 “白云深处” 等字迹,每方大小不一、千姿百态,似片片白云涌来。他醉心于镌“空谷传声”、筑“更衣台”、凿“司马泉”、设“伏虎矶”。陈省这是想听何声、更何衣、饮何马、伏何虎,无从知晓。所有款识“幼溪”的“幼”字,都无一例外错成了“刀”字,这对于一个进士来说,当然不会是笔误。

陈省是在等,等待风生水起,等待披挂“更衣”,去“伏虎”的那一天。

驻足山水,遥寄先贤。 “道南理窟”是武夷山摩崖中最为著名的,每字两米见方,算得上是“擘窠大楷”了,它意义隽远,气势恢弘。因此,成了武夷山的徽志。

“道南理窟”作者马负书,清朝将领。乾隆三十二年,以提督福建陆师驻镇泉州,镇闽二十余载。马负书生前对朱熹理学倾慕不已,对书院林立、理学荟萃的武夷山魂牵梦萦。题“道南理窟”,拟勒“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的武夷山。由于戎马倥偬,直至病逝泉州提督署任上,也未能如愿。

乾隆四十二年,马负书之子马应壁补崇安游击,闲暇多次前往九曲溪勘察,选中与朱熹武夷精舍隔溪相望的晚对峰,将父“道南理窟”勒刻于岩壁。刻毕,马应壁感慨万千,在旁又加刻了跋,叙述他了却父亲遗愿的始末。一方题刻,历时十二载,寄托了父子两代对武夷山“理学发祥宝窟”的浓重情感。

箫咏唱和,撰辞传名。在武夷山摩崖石刻中,赞景纪游,撰辞传名题材占十之七八,像“碧水丹山”、“壁立万仞”、“山水奇观”、“名山大川”、“武夷第一峰”的溢美之词大多属于这一类。题刻信手拈来,平铺直叙,不用辞藻,不加修饰。“赞景、撰辞”为次,主要是为了“传名”。

当然,赞颂山水、纪实纪游也不都是应景之作,宋·游九言的《升真元化洞天》,明·徐中行的《游武夷四首》,明·董燧的《阳明精舍同韵唱和》,明·万历的熊明遇《武夷山游记》,宋·宝祐的饶虎臣《记游》,以及民国·吴石仙的《漱石忱流》都堪称武夷山摩崖石刻中的杰作。他们都落下了款识,并得以名传武夷山。

品茗山水,直抒胸臆。茶歌唱道:“有山就有茶,岩石也长茶,山大茶更大,岩高茶更高”。乡人随口几句,茶字迭现。摩崖石刻亦如此,“茶灶”、“ 茶洞”、“大红袍”、“半天腰”、“白鸡冠”、“晚甘候”、“香留石乳”、“岩韵”、“溪边奇茗冠天下”,众多茶文化题刻构成了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一大特色。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位刺史到平林渡口过渡,可游人茶客太多,迟迟轮不上他。这位刺史索性就在渡口旁摆下茶几喝起茶来。也不知等了多久,待船家回过神来,喝茶的一行人早不知去向,只见茶案上留着“庞公吃茶处”几个大字。怠慢了官家这还了得,船家思来想去,遂把“庞公吃茶处”勒于渡口岩壁。然后,在一旁写下“引人入胜”、“应接不暇”用以诉说原委。

以情绘景,抒怀明志。一曲溪北有一方戚继光《一剑横空星斗寒》题刻,字体遒劲圆润,端庄大度,人称是戚继光的记功丰碑。

隆庆元年,戚继光奉诏北上蓟州,离开战斗了十二个春秋的南方战场,途经武夷山,驻足登览。饮马九曲,面对大好河山,剑胆之气油然而生,挥毫写下“大丈夫既南靖岛蛮,便当北平劲敌,黄冠布袍,再期游此”。是夜,将军夜宿冲佑观,他既欣慰于闽海的 “南靖岛蛮”, 也期待着到蓟北“北平胡虏”。意犹未尽的戚继光挥毫 “一剑横空星斗寒,再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题壁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抗击强虏的必胜信念和对武夷山水的眷恋之情。

官榜衙贴,整饬纲纪。在七曲溪北金鸡舍岩壁有“官榜衙贴”数方。有一方明万历四十三年建宁府批允豁免新增茶税的告示,题为《两院司道批允兑茶租告示》,正楷书写。这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中现存最早的一道有关保护农户利益的官府布告,从行文格式和处理程序上看,十分类似现今的信访件。

建宁府衙行文是:“为此,示仰武夷山庵九曲各处道人并附近庵人等知悉:今后茶租悉照本府通详院道批允事理,各宜遵守豁免。向后势宦豪强不得倚势欺上,擅起山租,及无赖道士混利开垦,妄生无端,变乱成事。如有故违,即指名陈告,以凭拿究,重治不贷。须至示者,右仰知悉。”

茶户们得到了府衙的批示,如获至宝。在明万历四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将“信访件”和建宁府衙文一并勒石立于路旁。

武夷山还有一种类型的题刻是发布“禁樵”、“禁鱼”内容的。

清乾隆年间,崇安县正堂翟渊,审得谢、文、周、罗、吕、陈、叶、郑、林、陈、范、叶等十余位“强砍白云庵松杂木”一案是实。于是,对犯案者“追贷木价重惩”,并于乾隆七年二月二十日颁令,“不得任意强砍山木,如有不遵此禁者,按律议究,决不轻贷”。

本来,这就是一份县衙对“强砍白云庵松杂木”一案的“判决书”。可白云庵僧人赢了官司,十分得意,竟然将“判决书”题刻于庵壁,以示众人。

清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崇安县正堂孔兴琏,以《建宁府崇安县为奉宪严禁事》知照乡里:在武夷九曲溪“下至山前灏,上至平川源,凡三十里内不许放药毒鱼及鹧鹚、网罟入境。如敢故违,许地方士民僧道等协拿送县,以凭枷责示众,各宜遵守,勒石永禁。”

四方府衙勒石,两方诉讼,一方禁樵,一方禁鱼,都不过百字,可谓言简意赅。正是由于历代官府,历代乡民禁樵采、禁渔猎、禁张捕,倍加呵护自然环境的历史传承,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秀美如画的武夷山。

(编审陈明艳)


池湖遗址该遗址位于光泽县崇仁乡共青村,面积6万平方米。第二次(1981-1985年)全国文物普查发现。1995年发掘清理10座青铜时代的墓葬,发现了两座迄今我省最大、最完整的青铜时期墓葬,出土了石器、陶器等文物170多件。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古文明映池湖

寇贤华

灵秀的山水、富饶的土地,蕴孕了光泽灿烂的文化,而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和文物的发掘,又把福建和台湾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在考古学和闽台文化交流史上显示了其重大的意义。20135月,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作为光泽县首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池湖商周遗址名列其中。

从光泽县城出发,沿北溪溯流而上7千米处,左岸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崇仁明清古街,与古街遥遥相对约3千米距离的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池湖遗址。

目前,光泽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十处,分别发掘出石斧、石锛和石箭镞等磨制石器;在青铜时代遗址内发掘出的陶器主要有樽、罐、缸和彩陶器等,还有少量的青铜器。这表明光泽当时已进入了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商周时期,光泽的氏族部发展繁荣兴旺,已发现的遗址有一百余处,其中以崇仁池湖的马岭最为典型。

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在池湖马岭一带曾先后发现了三十多座青铜时代墓葬,从中采集到石锛、石斧、石箭镞、陶纺轮和灰硬陶片等遗物。1995年福建省考古专家在此发掘清理出十座商周时代的墓葬,其中一座是迄今为止福建省最大、最完整的商周古墓。随葬品以灰硬陶为主,伴有少量原始瓷器及石锛、石戈、石矛、石镞、甑、尊、单把罐、盖罐、盆、钵、盘、碗、杯等。古墓出土近1000件文物。据专家考证,墓主的身份为氏族社会的酋长或奴隶主。20037月,福建省考古工作队的专家在崇仁乡池湖村马岭、积谷山一带踩点探查,发现该村有商周村落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进一步证实了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所出土的文物中,一、二、三级文物占相当大比重,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有8件,福建省博物院保存400多件,其余都保存在县博物馆内。

池湖商周遗址以大量的印纹陶堆积为主要特征,证明了光泽也属于古越族文化的一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创造的文化逐渐与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商周文化融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20135月,在邵光高速修建工地——崇仁乡砂坪村,省文物部门和西安考古工作队再次发掘出一处面积达10平方千米的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群和墓葬群。出土的一种彩陶片与我国著名的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似。发掘出的先民建筑遗迹,其建筑风格为福建境内首次发现,在我国南方也极为罕见。

先人的遗物,把我带到了五千年前的青铜器、石器、陶器制作坊。他们用那里制作出的凝聚着先民智慧、形态各异的生产劳动及生活用品用具,换取了其他生存及发展所需的各种用品。我仿佛看到他们用石箭镞狩猎,手提肩扛猎物踏着晚霞归来,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地狂欢,还有一群氏族妇女用她们的勤劳和智慧在陶器上制作不同纹饰的精美图案。我似乎真切地聆听到了那时作为闽北北大门、作为中原进入闽南和台湾的必经要塞的光泽,曾经发出的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和台湾文化融合碰撞的天籁之音。我也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方各民族的商周文化之花,在彼时的光泽争相斗艳,交织成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图案。

站在遗址上,翻阅着这历史册页,我的思维在五千年时空中穿梭跳跃。

(编审陈明艳)


丹霞嶂崖居位于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章堂涧丹霞嶂崖上,崖居由山门、峭壁石坎、接水工程、小石门、大石门、危梯河居住区等组成,居住区由砖斗墙、圆柱、木栏杆、悬梯、吊台、吊车组成,以木结构为主。居所共有四个洞穴,洞内发现三处石刻,遗物有灶台、石臼等。2005年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

神仙居所天车架

赵建平

天车架古崖居上覆危岩,下临深渊,似空中楼阁。当代散文大家刘白羽临前,也只能仰视良久,发出“鬼斧神工亦壮哉,天公造化费凝猜”的慨叹。

天车架依山而建,因镶嵌在岩罅的四组木构天车长长地探出岩体,似从天外飞来而得名。要进入天车架要绕道燕子岩后,沿峭壁石坎、蹬道,拾级而上,经山门、谯楼、瞭望塔、悬梯、甬道,全长五千多米,步行要走上大半天。

崖居内有天桥、楼阁、水道、大小天车等设施,石门不起眼处有副“宁做太平犬,莫为乱世民”的楹联。核心部分由五个相对独立的洞穴组成,由西向东倾斜。按生活起居、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物资供应与储备需要等,大致可分为防御、生活、储藏三个功能区。建筑风格原始古朴,空灵飘逸,简捷跳跃,让人觉得十分遥远却又倍感亲切。

凭栏远眺,群峰斗妍,漫雾像清纱缠绕在峰腰,飘飘欲仙,难怪人们把天车架称为神仙居所。倒是先前见到的那副楹联,怎么也无法与眼前的景致联系起来。

崖居内主要由砖斗墙、圆柱、栏杆、悬梯、吊台、吊车建构,遗存灶台、水池、石臼、稻壳、米碾、箱柜等先人留下的生产生活遗迹和实物。建筑以木构为主,有柱无梁,应用穿斗,榫槽等传统工艺依崖势凿孔构就。四组天车挑梁嵌入岩体,车架相互榫接,辘轳、绞盘虽历经百年沧桑却依然运转自如。

据《中国大事年鉴》记载:戊午年五月,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攻克福建省浦城、崇安。《武夷山市志》记载:清咸丰七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崇安城后向建阳进发。清咸丰八年二月,太平天国将领杨仪清、杨辅清率部十余万渡九江,沿赣东,挥戈直指闽中腹地,清军王兴棠三千余人凭险扼守,双方在此形成拉锯。六月,守将莫自逸殉难,清军全军覆没。仅六月十四日一役崇籍兵勇就战死六百多人,尸首淤塞了山涧和隘口。

经试掘,在3×3米的探方内清理出清代青花磁、乾隆通宝、铁制衣剪,以及不同姓氏衣箱号牌、三寸金莲绣花鞋等女性用品。由此可推测,居住者大多为女性。

崖居内有“阜财解愠,咸丰九年春日吉旦”的山门楣额,有“ 蔡义礼智房,光绪二十六年日立”、“饶爵房”房界石桩。有署名衷沂溪勒石一方。题刻将年代、用途和建构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免了后人的考证之苦。

内忧外患的年代,四处“戎马纷来”,如洪水猛兽,百姓只能“择险至此”方可安生。

现场考察表明,天车架未发现大规模的人为破坏,未发现火器、金属弹丸和搏杀争斗痕迹。说明崖居主人是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并随时准备返回的。也正因如此,这凝聚着武夷先民聪明和智慧的古崖居才得以幸存。1999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考察武夷山时,为天车架构造奇巧、布局严谨、功能完善、保存完整而折服,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建议在保留天车架俗名的同时,把学名定为“武夷山丹霞嶂古崖居遗构”。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考古人员从崖居面积推测,崖居内留居5070人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崖内有三组米碾,每天以碾谷200斤计,那么,留居就可能达200250人。若以四组天车计,人数可能更多。随着数字不断地增大,人们的心情愈加沉重起来。数百人蜗居在这小小崖居内,人的尊严、隐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早已荡然无存。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是个人犬颠倒的年代,土匪、山寇、蟊贼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狗都无法睡个安稳觉,又何况是人呢?不消说,当时的天车架决非神仙居所,而是一群生逢乱世,只能听任命运摆布的平头百姓无可奈何的选择。

崖居残照里,古道斜阳中。如今天车架早已褪去了昔日的喧嚣,宛若一位过了浅薄轻狂年纪的皓首老人,剩却的只是那份宽勉与超然、淡定与空灵。在漫长的岁月轮回中,一遍遍地叮咛着那南来北往的乡民、行色匆匆的旅人、歇脚打尖的商贾、争城略地的英雄:心存慈爱,远离纷争,珍惜这份来之不易,失而复得的安宁、静谧、恬适与祥和……

(编审陈明艳)


将口窑窑址位于建阳市将口镇将口村,唐代窑址。1978年发现。面积为5500平方米。1985年夏,发掘清理龙窑残基一座,残长54.1米,宽1.72.1米。产品以越窑系青瓷为主,釉色青中泛黄。可辨器形有碗、碟、钵、盆、罐等。此外,尚有少量带褐彩和刻花装饰的瓷片。1991年被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探幽寻古唐龙窑

叶木青

一个乍雨还晴的日子,前往探访带着几分神秘感的唐窑遗址,初夏的阳光时闪时隐,薄薄地涂抹在稻田、水塘、山坡上。

门墙上的“将口唐窑遗址”映入眼帘,窑址坐西朝东,凭山临水,无论取土烧材,还是产品运输,都占据有利地形。我们似乎能想象一千多年前这里的繁忙景象:山上窑口青烟袅袅,溪畔瓷器堆积如山,停泊的货船上,工人们在忙碌地装运……

1978年,文物普查发现这里的仙奶岗、郭龙山二处唐窑遗址,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19913月,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能看到最主要的唐窑遗存为仙奶岗唐代一号龙窑,是19856月经福建省文物考古队发掘清理出的唐代龙窑遗址。它长度52米,宽度1.72.1米,保留了较完整的窑基大膛、窑壁、窑底红烧土和少量沙层等,为中国最长的唐代龙窑。保护龙窑的围墙和顶棚是在1985年冬修建的。宋代谢景初曾描写越窑诗曰:“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龙窑由于窑炉长,装烧的瓷器数量多,烧窑的温度掌控难度也大,可想而知当时烧制规模和技艺的先进程度。

《中国陶瓷史》中的隋唐、五代窑对福建窑址记载很少,仅有南安和将乐唐窑,将口的唐窑也不见于地方志书记载。专家通过窑址和器物类型比较,判断这座唐窑烧造时间有百年之久,鼎盛年代大体在唐代中晚期。当年参与考古的福建省博物院杨琮院长在《建阳将口唐窑的挖掘的历史意义》文中写道:“将口一号唐窑的发掘,在窑炉结构、形制以及产品的种类、质量、特征等方面,都提供了具体和翔实的实物,这不仅填补了福建唐窑材料的空白,而且在中国陶瓷史及制瓷业发展史的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窑址沉默相对,探幽寻古,我感受到了脚下掩埋着的千年辉煌。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制瓷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南方青瓷窑场众多,遍布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各省区。将口唐窑位于建阳城北17千米处将口镇将口村。将口镇建于周朝,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为闽北重镇,商贾云集,屋宇毗邻。文物考古资料表明,将口镇在二三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汉初,闽北为闽越王辖地,将口唐窑遗址与武夷山市城村汉城遗址相距仅10余千米。

唐代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北方干戈四起,民不聊生,在逃难南迁大军中,有一部分瓷器工匠来到闽北腹地,投身当地瓷器烧造或在这里建新窑,为这里的青瓷问世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唐瓷器物之前只在建阳境内及邻近县、市的墓葬中时有出土,直至1985年从窑址中出土的上百件青瓷器揭开唐窑曾经辉煌的神秘面纱,顿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现在这窑址内已不见瓷器、瓷片,瓷器多在省博物院收藏。据《建阳将口唐窑发掘简报》介绍,从唐窑挖掘出来的青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制作方法普遍采用快轮成型,形制规范,反映了当时娴熟的造型工艺水平。器形有碗、碟、钵、盆、罐、盘口壶、执壶、灯盏、水注、器盖、枕、炉、秤砣等十余种。瓷器胎质大多数细腻纯净,釉色以青绿和青黄为主,少量有花纹装饰,题材丰富,既有飞禽走兽,也有花卉草木等,形象古拙简练,部分已采用釉下褐彩和刻花装饰,反映了当时福建窑工制瓷技术的先进,同时也为宋元时代南方龙窑青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炉火延烧百年,历经几代人营生,蓦然回首,群山余烟散尽。将口唐窑由盛而衰是历史必然,它的消亡原因有多种,取土烧材的原料日益枯竭,要靠外运,成本巨大,没有了存在的经济价值。到宋代,浙江龙泉等地的陶瓷业迅速发展,加上技术和人才的转移流失以及受地理条件、场地规模所限,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难成气候。苍老的唐窑逐渐失去了竞争的优势,渐趋落寞。然而,窑口的消失绝不意味着瓷艺的沉沦,相反,它像凤凰涅槃,让重生后的宋瓷有了质的飞跃。如果说“夺得千峰翠色”的宋代越窑是中国瓷器巅峰喷薄欲出的曙光,我以为唐窑就是为它铺展的霞光一缕!

(编审陈明艳)


武夷悬棺、虹桥板也称架壑船、仙橹、仙舟、仙人屋、船棺等,青铜时代。主要分布于武夷山大王峰、换骨岩、玉女峰、小藏峰等风景名胜区内,尤以九曲溪沿岸和山北为最。棺内随葬品有人字形竹席和已碳化的织品以及生活器皿,均为青铜器时代遗物。1999年列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古之谜架壑船

赵建平

三千多年前,一叶扁舟击楫武夷山溪谷沟壑,承载着船主人的虔诚和希冀,驶向那遥远的天国……

这里的一叶扁舟就是武夷悬棺,舟子就是闽越人。它或置岩罅、或以虹桥板支撑,半插洞内、半悬空中,故而称之悬棺。又因“两头起翘如船形”,远远望去,或隐或现,像是一条小船行走在薄雾浓云之间,所以也叫“船棺”。悠悠岁月褪去了闽越人的记忆,却留给后人更多的遐想和猜测。或许还正应了《武夷山志》中“悬棺,遥望之弗能详也”的那句老话。

“悬棺”一词出于《南梁·顾野王》“半岩有悬棺数千”。这是武夷悬棺最早的命名,也是最早记载。

董天工以编撰《武夷山志》而得名。他在书中作了“船长约二丈许,中阔,首尾渐狭,类梭形,传为圆木刳成”的描述。由于悬棺多“悬于半空”,可望而不可即。董天工只能“不知尚有未尽否”,表明了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郭沫若曾经泛舟九曲,目睹悬棺古迹,写下了“船棺真个在,遗蜕见崖陬”的诗句。

朱熹对悬棺考察最为认真。他在《武夷山图序》中写道:“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他在《九曲棹歌》中还叹道:“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文中既否定了“船棺”是“仙人葬处”,同时也肯定“船棺”实际上就是古人的一种葬具,还说明了“虹桥板”并非“虹桥”,而是承托“船棺”的支架。甚至还对棺内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位置进行了描述。由此看来,朱熹对悬棺不仅逐一调查,而且还可能深入到了现场。可惜,朱熹没有记录下他考察的全过程,而这些随葬品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失,今人再也看不到了。

远古时代,武夷先人悄然把仙舟高搁在悬崖峭壁之上,同时也却把悬疑和争论留给了后人。

199810月,武夷山组织了一只庞大的普查队伍,对辖区79平方千米内的悬棺分布、数量进行彻查。最终探明,仅存“船棺18处,20余具,虹桥板百余块”。“20余具”与顾野王的“悬棺数千”,形成的数量上的强烈反差令人难以接受,更无法解析。难道闽越人当真心怀早日转世的渴望,组成了“悬棺数千”寻找冥福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向了那心中的天国?

1978 9, 考古工作者进入莲花峰白岩洞,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悬棺进行科学考古发掘。

洞内悬棺一具,采用“闽楠”整根刳成,棺身前高而宽,后低而窄,形似江南乌篷船。棺盖与棺床以子母榫套合,四周砍凿成直角。上盖凿前后两槽,前槽前伸遮船头,后槽后延遮船身。板壁加工均匀,盖底凿孔方正。轮廓流畅,套合紧密,造型规整。测得全长3.5米,前高68厘米,后高56厘米;前宽56厘米,后宽40厘米。经C14测定,距今3445±150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商代,命名“武夷一号船棺”,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界认为,“无论是检测结果,还是从物质遗存的相互比较来看,武夷悬棺都可以称得上是年代最久远的悬棺。”

棺内有一具完好的尸骨,经鉴定为男性,死时年龄约在5560岁之间。从随葬丝织品以及穿着珍贵的丝绸和棉布服饰上可以推断,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可能是一位部落长老,或至少是部落贵族阶层的人物,绝非普通的渔公或稻农。

随棺清理出龟形木盘一件,以及棕丝、竹席残片,已经碳化了的丝绸、棉布、大麻、苎麻等织品碎片。专家指出:“这是一具没有被前人扰动的完整悬棺,所有的遗物都是当年的原物。”

经天津轻纺学院鉴定,丝织物残片为棉纺织品。但史书记载中国植棉始于汉代,由印度传入。船棺丝织物的出土,不仅将中国的棉纺织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还改写了中国植棉由印度引进的历史,同时还证明了闽江流域是中国最早植棉的地区之一。

当年的古越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一把石斧、一柄铜锛,不仅凿出了让后世之人为之震惊的武夷悬棺,还创造了历史。

古志云:“闽在海中,越人善攀援,善舟楫。”当年,闽越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 。古籍也将悬棺记为船棺、仙橹、仙舟、敞艇、仙船、架壑船、沉香船,取名大多与船有关。在漫长的岁月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独木舟上,辛辛苦苦,忙忙碌碌,船到哪里家就到哪里。如今,先人告别凡尘西去,也要驾着生前熟悉的仙舟诀别亲人,停泊在依崖临水的岩罅。这样,更能靠近“饭稻羹鱼”的理想世界。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闽越人身家财产就这扁舟一叶,船就是他们的家,船就是他们的天国。

(编审陈明艳)


大口窑位于浦城县水北街镇黄碧村大口窑自然村。窑址在村后山坡之上,山呈长条形。瓷片堆积范围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50米。生产的产品以青白釉器为主,兼烧青釉器。品种多样,生产范围广泛,装饰以印花为主、刻花次之。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闻声观景大口窑

“大口窑,大口窑,全村三十六座窑,家家出师傅,户户会烧窑”。一首民谣,传唱了几百年。昔日的窑烟早已散去,山坡上只剩下几座长长的窑基,躺在大山的臂弯中,向偶尔前来考察的陶瓷学家吐露着当年的信息。这就是位于浦城县水北街镇的第一批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口窑。

北宋时期,中国制瓷手工业“百花争艳”,北方有官窑、钧窑、汝窑,南方有景德镇窑、建窑、德化窑,窑址遍布南北各地。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闽北的经济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逐渐出现了制瓷热潮。

大口窑开始烧造于北宋中晚期,兴盛于南宋,延续至元代初期。窑址的地理位置优越:西距南浦溪约一华里,周边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植被,生长着大片烧窑燃料所需的松木,山坡上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加上大量廉价的生产劳动力,为大口窑的烧造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因而在窑址方圆五里的范围内,窑厂密布,作坊数十处。

“乌烟乌上天,发财无底边。”百余年的大口窑村烧瓷器、卖瓷器,逐渐富庶。鸡啼、犬吠、鸟语、花香,大口窑的种种欢腾景象成了窑工们创作的题材。他们将婴戏、鱼跃、梅花、莲瓣、萱草、菊花等信手拈来,或画、或雕、或刻,展示在瓷品中,缠绵而灵动,使瓷品显得更加繁丽而富有生气。大口窑的名声越传越远。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公元1140年,金兵犯境,瓯江和赣江的窑厂倒闭,工匠们逃难到闽北,许多名师在大口窑住了下来,为大口窑带去了精湛的技艺。窑主们挣得盆满钵满后,不断扩大规模,他们并小窑为大型龙窑,改手工制坯为转轮生产线,工艺年年改进,产品日日出新。碗、盘、碟是大宗货,灯盏、水盂、执壶、粉盒、香薰、香炉、鱼篓罐等备受民间欢迎,鸡、猫、狗、兔、猴子成了儿童争抢的好玩具,印章、印盒、笔架、砚台,也成为文人墨客的珍藏品。其中最赚钱的当属冥器,灯盏、香炉、佛像、谷仓。最抢手的是工艺复杂的十八罗汉加十二生肖的龙虎皈依瓶。

生产扩大、产量增加,制瓷业成了官府衙门的赋税源头之一。南宋后期,北方战乱,皇室南迁,闽北一带人口骤集,衙门把被战乱破坏的户籍重新稽查,以军需为名将税额固定下来,他们把大口窑的窑工精确地分为几类:“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则,各不相紊。”优良的管理,促使大口窑的瓷品更加精致:青白瓷温润如玉,黑釉瓷绚丽多彩,影青瓷两面晶莹;白釉、褐釉,有着淡雅的釉面,神韵的雪骨;多彩的花饰,或间接高雅,或繁丽富贵。至宋末,大口窑已出现了大量的刻花和印花工艺:飞凤图、莲花图、梅花图、双鱼图、婴戏图、榴开百子图,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宗教等方面的情趣,成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赏玩和实用的珍品。

随着大口窑产品的不断丰富和质量的提高,瓷器的销路越来越广,产品沿南浦溪顺流而下,从福、厦、漳、泉等出海,漂向琉球、高丽、吕宋等地。

元代,游牧民族占领了中原,民族歧视和日益增多的官府苛捐杂税,致使闽北的瓷业逐渐走向萧条冷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口窑开始被人们重新追忆。

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出访日本,天皇设宴款待,用中国茶盅盛茶敬客,总理看见器底上模印中文“大口窑”字样,感到奇怪,便问:“这茶盅什么地方出产?”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回说:“产自贵国大口窑,其特点是夏天装茶不馊,冬天又能保温。”回国后,总理下令全国寻找大口窑,但未觅得踪迹。

20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建省南平市文物普查队在开展大面积的实地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口窑窑址。被冷落了几百上千年的闽北名窑得以重见天日。

大口窑的瓷器是美丽的,一件件精美的瓷品凝集着窑工们大量的汗水和辛劳,透过表面绚丽的光影和画作的铺陈,我们不难从中品味出窑工们的朴实、真切、端庄和敦厚。每一次品味大口窑的瓷器,我都能获得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器型,不同的纹饰,不同的工艺,似乎总是那么深邃。那么,就让我们暂时摒弃眼前的浮躁,一起静下心来,慢慢地细细品味吧。

(编审陈明艳)


遇林亭窑址位于武夷山市星村镇黄柏村白岩自然村,1958年发现。窑址呈长条形的山坡,长约300米,宽约200米,面积约600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25米。发掘中清理了宋代两座半地平焰斜面龙窑。发现了一批“描金、银彩”的黑釉瓷碗,在国内极为罕见。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残阳血色金彩盏

赵建平

在中国五彩斑斓的瓷器大家族中,有一种用黑釉烧制,胎体甘黑,口沿褐红,内底深黑,内壁或自然形成犹如兔毫放射状线条,或人工彩绘山水花鸟虫鱼图案,在光线的照射下折射出迷幻般的色彩,人称黑釉金彩盏。因传世品稀少,仅在日本、德国、韩国和大英博物馆作为国宝级文物收藏,故人们只能隔着玻璃,在橱窗里一睹它的风采。然而,它的烧造年代、窑口、原料、工艺数百年来像个谜,困扰着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甚至成了瓷器考古界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1998年夏,一次例行考古正在一个名叫遇林亭的地方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想,却意外揭开了黑釉金彩盏的身世之谜……

探铲在长两千米,宽八百米的范围停了下来。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个有九座龙窑,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巨大窑场。当一条80多米长龙窑被完整揭露后,专家们保守估计,每窑烧造的瓷器应在八至九万件之间,是精(瓷)粗(瓷)兼备,黑(釉)青(釉)并烧的窑口。从出土的标本分析,遇林亭窑主要烧造黑釉金彩盏。断代为上至北宋,下至南宋末,存在时间约三百年。

发掘出土的黑釉金彩盏内壁有的绘山水花卉图案,有的书“金玉满堂”、“寿山福海”铭文,有的甚至描有朱熹“武夷棹歌”诗词。画面既有工笔之规整,也有写意之洒脱。山水画面栩栩如生,飞禽走兽极富动感。黑釉与金彩图案明暗相衬,尤显精美。由此,创造了一个瓷器新名—“黑釉金彩盏”。这也为日后鉴定此类器物为遇林亭窑烧造提供了依据。

黑釉金彩盏就是茶盏。那么,茶盏为什么是黑釉,而不是今人广泛使用的白瓷呢?

两宋时,上自宫廷下至布衣,风行一种比试茶品质和冲泡技艺的“斗茶”游戏。斗茶前将茶碾碎成末,调成膏状。当悬壶高冲,茶汤顿成乳白色泡沫,然后在泡沫上写字作画。而黑釉金彩盏釉层滢润肥厚,与乳白色泡沫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使呈现的图案更加清晰,故宋人饮茶斗茶多使用黑釉茶盏。宋廷重臣蔡襄在他的《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宣和宫词》中写道:“上春精择建溪芽,携向芸窗力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诗中描写了斗茶时冲泡出来的图案堪比美丽的花朵,这里的“瓯”指的就是黑釉金彩盏。

黑釉金彩盏以其精美绝伦的独特品质而享誉世界。今天,遇林亭的十里八乡还流传着“血绘金彩盏”的故事。

遇林亭原名四丘田,位于武夷山南麓,九曲溪北岸。传为三位林姓同宗在此偶遇,兴办窑场造福乡梓。后来,村人将他们当初相聚的路亭称之为“遇林亭”以示纪念。久而久之,原名倒被人渐渐地遗忘了。

相传,遇林亭窑发明了在黑釉盏绘画新工艺后,总觉得色泽不够明丽,思来想去又找不到好办法。一天,窑场主人正在修坯,不小心刮刀划破了手指,鲜血滴落到绘画的颜料里。没想到,混有鲜血颜料的黑釉盏出窑后竟金光灿灿,发出夺目的光彩。他为了保守秘密,配制颜料都在深夜进行。这异常的表现引起了另外两个窑场主人的怀疑,他俩偷偷地跟踪到了料场,看到那一幕后大为感动,不由分说也捋起衣袖。三位窑场主人的鲜血一滴一滴落入料盆里……

在后来的日子里,遇林亭黑釉金彩盏大放异彩,名扬天下。而将鲜血混合进颜料也成为“秘诀”,在漫长岁月里代代相传。

宋代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釉金彩盏也随着茶文化走向世界。数百年后,在定海和南海海域发现宋代沉船遗址,打捞出大量的宋代黑釉盏,有的甚至描有金彩山水花卉或铭文。专家由此认定:早在宋代,遇林亭窑产品已经外销,而黑釉金彩盏是当时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世界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黑釉金彩盏,其特征与遇林亭窑产品、武夷山市博物馆藏品如出一辙,说明它的窑口就是遇林亭窑。

宋祥兴二年,赵宋王朝覆没崖山。元人改“点饮”为沸水直接冲泡的“瀹饮”,“黑釉”为“白瓷”所取代。遇林亭熊熊燃烧的窑火戛然而止,黑釉金彩盏像流星拖着最后的光晕,消失在茫茫历史的长空里,直至数百年后人们的到来……

(编审陈明艳)


黄柏竹林坑遗址位于武夷山市武夷街道黄柏村西侧,2009年发现。遗址呈东西排列“3”字形的南北走向的三级台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遗物分布于南侧山坡,采集有大量原始青瓷瓷片,可辨器型有豆、、罐、等。2013年被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瓷祖庭竹林坑

赵建平

竹林坑窑址,2010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在武夷山文化遗产的大家族中,算是最年轻的了。

2011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与闽越王城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竹林坑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2012年被列为全国100处重要发现,20131月福建省公布为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建议“争取申报下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窑址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一个从发现至今不到三年的“年轻”古董,为什么会引起各级机构如此的重视,受到专家们如此的青睐呢?

采集的标本表明,竹林坑窑为西周早中期原始青瓷窑口,距今三千多年,年龄与武夷山大名鼎鼎的悬棺相仿。这个“年轻”的古董事实上还真是不年轻了。

原始青瓷也称釉陶、青釉器,是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在武夷山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中虽有零星发现,但始终没能找到来源于何处……

武夷山口口相传着一个“锅碗瓢盆落人间”的故事。

相传,在远古时期,武夷君、皇太姥与魏王子骞等武夷众仙在大王峰搭起十里长亭,饰以“明珠宝玉,帏幄幛幔”,到处张灯结彩,在群山之间架起虹桥,锅碗瓢盆盛满三牲五果,设宴招待武夷乡民。宴至深夜,当乡人踏着虹桥,家家扶得醉人归时,忽然,“风雨暴至,虹桥飞断。回顾山顶,寂无一物。”唯见乡人刚刚用过的锅碗瓢盆漫天飞舞,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天际。为纪念这次人神相聚,以及那些再也无法找寻的瓷器,人们就将当年设宴的地方取名幔亭峰,在山下立了“同亭祠”。宋大理学家祝穆,在他的《武夷山记》中也详细记述了这个故事。至今,武夷乡人都还这样说,田野里的陶瓷碎片就是那次散落的……

由于福建没有发现原始青瓷的窑口,瓷器考古界依据青瓷风格和流播路线推定,是浙江龙泉窑影响到了闽北的窑口,因为,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换言之,龙泉青瓷在前,福建青瓷在后,福建青瓷是在龙泉青瓷的影响下产生的。

浙江龙泉窑断代在西周末至战国时期,距今二千七百多年,是举世公认的“青瓷发源地”。而竹林坑窑断代在西周早中期,大大地早于龙泉窑。并且竹林坑窑炉、窑室、火道、分焰柱、排烟结构及其构筑工艺与龙泉窑比较有着明显的差异。说明早在龙泉窑之前,武夷山人就已经掌握了青瓷的烧造技术。

竹林坑是福建省首次原始青瓷窑址的考古发掘。《竹林坑窑址考古发掘报告》指出:从发掘130平方米,揭露三处窑炉和已探明的另五处窑址来看,窑址的火膛、窑室、火道、分焰柱形状结构清楚,窑室顶部保存完好。是“我国商周时期原始瓷窑炉结构形态重要的实物资料”,是“了解商周时期窑室结构及其构筑工艺极其难得的窑业考古实物资料和窑炉技术证据”,是“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最好的商周时期龙窑遗迹”。它将我省青瓷生产的历史推进到距今3000年,它“填补了我国西周早中期窑业技术的空白,为探讨我国原始瓷的中心产地提供了新的材料”。报告还依据竹林坑窑址分布和规模,做出 “这也是闽北地区商周时期窑业繁荣的具体体现”的推论……

结论一出,陶瓷界为之轰动,引得国内外同行蜂拥而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人多次到实地考察,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毕竟龙泉窑曾经给他们带去了莫大的荣誉。

当竹林坑刚刚撩开神秘面纱,人们期待更多的惊喜时,201112月,文物部门“鉴于保护技术和手段”的原因,做出了“暂不主动发掘,遗址回填”的决定,竹林坑窑址考古发掘戛然而止。这正应了考古界的那句名言:“不发掘就是最好保护”。当年,周恩来总理对文物发掘也有“我们不能将好事做完”的指示。因此,我们要保持长远眼光,不能急功近利,保护好祖先的珍贵遗产,不能将这种“好事”做完。

尘封三千载,今日初相识。竹林坑刚揭露冰山一角,即又回归沉寂。既如此,不如我们就把更多更多的期待留给后人吧……(编审陈明艳)